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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赵英远,今年89岁,1950年参军。我原来是23军202团的文化教员,1952年调入师部医院参加抗美援朝。 当时我们的野战医院距离前线仅有数公里,因条件有限,只有轻伤员能就地治疗,重伤员只能转运后方。在艰苦的环境中,我们自力更生、克服困难:医院没有血库,医护人员就轮流献血;缺少蒸馏水,我们就架起大铁锅烧出蒸汽自制。为防止敌机“一窝端”,我们把病房建在不同的山头…… 抗美援朝老战士赵英远。(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/图) 夫妻同时入朝 我的老家在安徽巢县,我和丈夫都是23军202团的。当时他在团部做组织工作,我做宣教工作。我俩于1952年9月结婚,没过几天就收到了23军要入朝作战的消息,随后我俩就一起去了朝鲜。 我们大部队先在江苏太仓集结,经安东进入朝鲜,然后朝“三八线”进发。行军路上有很多美国飞机,日夜在天上飞,我们一直是“夜行昼伏”。一般都是晚上五六点钟开始走,到早上五六点才休息。朝鲜山多,行军的时候,我们就穿行在山里,经常要爬山下山。 入朝的冬装已经发了下来,棉衣棉裤加起来有8斤重。除了冬装,每个人还要背自己的背包,还有1支十字镐,大概有十几斤。夜里走着走累了,后面的同志打瞌睡,一头趴到前面的同志身上。好不容易到达一个休整地点,可还没放下背包,飞机又来了,只能立马四处疏散隐蔽。 美国飞机发现一点点火星就丢炸弹,为了防止暴露目标,很多男同志想抽烟都不能抽,晚上住宿的时候也不能点蜡烛,门帘也要用厚厚的棉布帘,能坠下来、遮光。炊事班做饭前,炊事员要先挖一条深沟,沟上面盖上树枝。这样一来,做饭的时候,炊烟就会顺着沟散到远处去,不会暴露目标。就算飞机发现了烟,也炸不到我们。 还没到前线时,我的一位女战友就被炸死了。我俩曾在军政大学一起读书,入朝时分在了不同单位。当时行军队伍拉得很长,我的单位在队伍前面,她的单位在队伍后面。听说飞机弹片炸断了她的腿,大动脉出血,当场就牺牲了。那时候她只有二十来岁,行军路上就牺牲了,非常可惜。 战地医院自力更生 从军时的赵英远。(南方周末实习生 梁健豪/图) 我们是战地医院,离前线只有五六公里。当时我们大都是在夜里打仗,朝鲜老百姓很勇敢,看到志愿军战士在战场上负伤了,就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,送到医院。如果是轻伤员,就在医院直接包扎治疗。如果是重伤员,我们医院做不了这样的手术,就马上登记信息,通过汽车转运到后方治疗。医院附近一直停着几辆汽车,随时准备把重伤员往后方转运。 有一天晚上,从前线抬下来一个重伤员,整个屁股都被炮弹炸掉了。我负责造册登记,意外发现他是一起在国内共事过的团部青年股干事,姓王。我们经常见面,比较熟悉。到了朝鲜之后,他也从机关下沉到了连队,整个连都上了前线。我问他,“王干事,你怎么负伤了?”他就对我说了一句话,“我很辛苦……”他被转运离开后,我们再没见过面,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康复,现在还在不在人世。 我们战地医院的条件差,设备、药品都不像国内那么齐全。有时候,负伤的战士需要输血,但我们没有血库。那时候医院的医护人员就轮流献血,我自己也抽过300cc给伤员。我们还在山洞里烧蒸馏水,大铁锅烧水后蒸汽升到锅盖上凝结成水,滴下来就成了“蒸馏水”。我们建的简易病房也分布在不同的山头,这里建两个、那里建两个,就怕集中在一起被美国飞机“一锅端”。 1952年冬天,我们抓到一个美国俘虏。这个战俘大概二三十岁,是个年轻人。他的腿受伤了,被俘后送到我们医院治疗。当时我们优待俘虏,给他吃东西、帮他治疗,还找到一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女同志当翻译。有一次,我们的护士扶着他去治疗室,他也不抗拒,也不感激,就很冷漠。他就是觉得自己很不幸,因为负伤了、跑不掉最后被抓了。 “女同志在朝鲜很辛苦” 女性有月经,但战场上又没有女性卫生用品,就是穷对付,什么画报、报纸都拿来用。我们行军的时候这个战地转到那个战地,遇河遇水就这么蹚过去,棉裤是湿着的也要穿着行军,有些女同志因此得了妇科病。 每名战士都会收到一个卫生包,以便负伤之后自己能立马包扎起来。卫生包很小,里面装着绷带、棉花,但大家都不舍得用,不负伤是不会打开的。在朝鲜的时候,我的卫生包一直没打开过,最后还被我带回了国内。 我们在朝鲜的住宿环境也很简陋,朝鲜山上松树很多,志愿军就把松树锯倒,做成简易的房子。房子屋顶是松木的,床也是松木的。有的床就是用一整棵一整棵的原木排起来。朝鲜冬天很冷,屋子里要烧炕。因为条件有限,男女是同住的。一般都是男的睡一边,女的睡一边,都在一个房间里。直到停战后才有了好的居住条件,男女分开住了。 美国飞机来的时候,我们就躲进防空洞或坑道里,因为男女都在一起,女战士大小便要去坑道外。我有位女战友,从坑道里出来小便。在掀门帘的时候,露出了一点儿光。结果被飞机发现目标,炸弹丢下来,她就牺牲了。 我们入朝的时候已经不吃炒面了,物资保障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善。去朝鲜前,我们每个人发了10块压缩饼干。压缩饼干有手掌这么大,手指肚厚,是用面粉、芝麻和花生捣碎了搅和做成,很有营养,味道是甜的。但压缩饼干缺点是很硬,有些牙齿不好的同志都吃不动。 到了朝鲜后,我们也遇到了“没青菜吃”的困难。当时吃得最多的就是黄花菜,因为它是晒干的,好运。条件最好的时候,每个人分到一个猪肉罐头,非常开心。我们经常是一个人开了罐头,三四个战友一起吃,能吃好长时间。 在激烈的战斗岁月中,我的很多战友牺牲了。相较他们,从战场回来的人是幸运的。 赵英远在三八线附近。(南方周末实习生 梁健豪/图) 再也还不回去的照片 1953年7月初,我们23军和美国鬼子打了最后一仗,叫做“石岘洞北山战斗”。战斗打完后不久,我们就听到了双方要签停战协议的消息。所以我们常说,是我们的最后一仗把美国人打趴下了。 1953年7月27日晚上,眼看就要到停战时间了,战士们准备跑出防空洞庆祝。正在这时,又听到飞机俯冲的声音。直到最后一分钟,美国飞机还来轰炸了一圈,炮弹就落在我们防空洞前面。 停战之后,我们都特别高兴。我们把所有房间都点上蜡烛,防空洞门口遮光的棉布帘也掀起来了,终于不怕火光暴露目标了。我和丈夫之前因为驻地不一样,平常很少见面。停战后我们申请调到了一个单位。之后,我们挑了个时间,专程到三八线附近拍了一张照片留念。1954年底,我怀孕后提前回国,我丈夫一直到1958年底才从朝鲜撤回国内。 我有位女战友,姓李,是上海人。出发去朝鲜之前,大家都要把各自行李寄回家。有一天,她跟我说,“小赵,我有一些照片能不能交给你保管,跟你的包裹一起寄。”她的父亲去世得早,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。她怕把照片寄到家里后,她母亲猜到女儿上了战场会伤心。随后,我就把她的照片跟我的包裹一起寄到了北京一个亲戚家。 谁也没想到,她后来真的牺牲在了战场上。她当时是文工团的演员,交给我的照片有一大包。除了她之外,里面还有很多与文工团其他战士的合照。回国之后,因为不认识文工团其他的人,她的照片一直保留在我这儿。前几年,我发现原来在文工团的一位战友还在世,在南京生活。我这才把这些照片转交了出去。 与那么多牺牲的战友相比,我们回来的人是幸运的。为什么我们中国能取得胜利?我觉得我们中国军人是不怕死的,我们敢于和敌人拼命。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南方周末实习生 黄安之